人生在世，不知会遇见多少人，发生多少事，经历几多生死，斯人，斯事，难言悲喜，皆不可追，奈何知之已晚矣。

而今，韶华远去，斯人已逝，我亦年老体衰，心力皆乏，所能做唯有以笔下拙文恬为祭矣。

——钟馨

1978年于北戴河疗养院

1

我曾以为1937年的8月已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。

不曾想，8月过了还有12月。

12月起，我再收不到任何南京传来的消息，只晓得日军在不断地侵袭，到何种地步却是不能知晓的，也幸得如此，我才没有在恒英回来前便先垮掉。

直到得1938年元旦过了，各路的消息才一点点传过来，屠杀的惨相逐渐清晰。我揣着一颗勉力跳动的心，撑着生活的窘况不敢垮掉，好容易恒英传了消息回来，本以为噩梦该结束了，却还有2月。

冬日里的江南冷得人心里心外都是冰的，满天乱飞的伪钞，物价高得吓人，莫说煤渣，就是粮食也已所剩无几。

淡儿姐瘦了一大圈，那一点点炉火只被用来烧水，水开了便立马压上，我们不得不整日裹着被子蜷缩在窗前，混乱的世道让阳光都一并混沌，失了热度……

恒英回来了。

鞋底磨得薄如纸片，人也瘦得薄如纸片，铁路被日本人拦截，他是走回来的……然经过那一场屠杀，活着已是万幸，谁还敢再奢求什么呢？

终于，过了2月，交通恢复了，经济也缓和了，春天要来了，阳光日渐地明媚，我以为最艰难的日子会和冬天一起过去……

却再一次地错了。

事实上，2月之后还有3月，3月之后还有4月，4月之后还有此后的每一天……

战争，正在逐步毁掉这个国家，战争，已经毁掉了这个国家。

2

4月的天，如往年一样干净，小雨偶尔淅沥，冲刷着街道却冲不净炮弹的硫磺味。

“米买回来了？”恒英一进门我便迎了上去。

他叹着气放下手里的袋子，打开却是大半袋子发了霉的黑杂面和一小包粳米。

“怎么？钱……米又涨价了？”我有些沮丧。恒英昨儿才拿着近日的薪资回来，一大早便去粮油店排队，按着前几天的价格，那钱是足够买一袋子米的。

“涨了，说是昨儿早上就涨了，米给孩子熬粥，大人就吃这个吧，晚点我就回学校，学校的饭菜还好。”恒英抹去额头的汗道。

他在说谎。

自战事起来，通货膨胀得厉害，学校三天两头地停课，更何况还有那一场屠杀，学校的伙食也改为自带粮食了，而他上一次背着粮食走，已是月余前。

“你都买米多好，我之前给报社做翻译压的钱回来了，买面的钱够，怪我，忘了和你说。你把这袋子面拿走吧，明儿我再去排，看看买点好面回来，这黑杂面我可是吃够了，一股子土腥味，好嫌弃的。”我皱着眉把面推向门口。

恒英看着我，半晌，才微微低沉着声音开了口：“一人一半吧。”

那细长的眉眼看向别处，眼眶掩不住地红。

他知道，我也在说谎。

3

5月的弄堂里飘着花香，予人欢愉。

各地相继沦陷，高校不得不停课，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、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也被迫迁往昆明，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

南京更是早早就停了课，事实上，也不得不停课，那一场屠杀之后，昔日的首都已化作坟场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披着丧服。一部分学生由教师辗转护送去了昆明，幸得政府提前下了照会，路虽崎岖，倒也有惊无险，近日已抵达开课了。

余下的部分学生需晚些才能送出沦陷区，校方尚在协调，恒英每日一边等着消息，一边忙着检校自己的书稿。因着他拒绝了昆明方任教的邀请，自是少了收入，所幸我在报社的英文翻译工作薪酬尚可，只物价飞涨得厉害，每日买菜时心里都会发慌，生怕明天就要饿肚子。

弄堂里没有日本大兵巡查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三口便往门前坐一坐，会着邻里一起说说话，由着淡儿姐跑跳上一阵子。

人真是奇怪，这样晦暗的日子里，能得这么片刻的安好，似乎就足以继续忍受下去了，甚至连句怨言都没有。

6月的天气已有了热意。天上不再有飞机轰轰盘旋，天晴时，蓝得清净，蓝得透彻，蓝得清冷。

然噩梦总是在熟睡时来临，6月11日，国民政府下令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挡日军南下。

决堤后的黄河水在迟滞日军南下的同时，也给两岸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带来了灾难，这灾难不比那一场屠杀轻巧。

接下来月余的时间里，不时便能瞧见呆坐在街边奄奄一息的乞丐，他们从各地涌进上海，以为光怪陆离万紫千红的上海滩能给他一口饭吃，而得到的，除了绝望也唯有比城外干净些的路面罢了。

广播里的报道不多，偶尔跳到其他电台时才能听到一些关于灾民的消息，也不过是“饿殍遍地”四个字而已。

4

7月的天已热得人焦躁，恒英也启程护送余下的一批学生去武汉中转，以待月余后入滇。

上海真是一座神奇的城市，当硝烟和恐慌退去时，原本的十里洋场又浮现出来，依旧灯红，依旧酒绿，依旧笙歌，依旧燕舞，这里依旧是无数人艳羡的上海滩。

蛋糕店，百货店，咖啡馆相继开了门，就连街边的糖炒栗子也还是旧日模样，偶尔走在街上，晃神间常给人太平盛世的错觉。

我踩着这太平盛世的步子，踏着电车的叮当声，走进了国际饭店那高大的玻璃门。

前几日闲暇时写得一篇小文，恰被主编瞧见拿去登在了文娱版，不想竟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询问下文，主编着我趁势写下去，并给了我一张名片说要为我介绍一位老师。

我捏着名片走进会客室时，屋里已有两位先生在等候，倒也巧，其中一位正是别家报社经常碰面的记者。微微寒暄不及闲谈，一位穿着天蓝色衬衣、靛色西裤的先生推开了门，他就是主编为我介绍的老师，当红小说家，何为。

他很瘦，比报纸上刊登的照片还要瘦，也很白，不大晒阳光的那种白，眼窝很深，鼻梁又高，猛一看倒有几分外国人模样。

那两位先来的先生颇有些激动，他们说着何为的新书，继而探讨起了人性的善与恶。我听着那些观点，一点点抿着杯里的茶水，这红茶里加了糖，我不甚喜欢。

“钟小姐，你怎么看人性的善恶？”何为突然扭头问我，官话说得极好，字正腔圆。

“不一定吧。”我到没有太过惊讶，他已瞥了我几次，明显是想让我也加入话题。

“什么不一定？”他歪着头，有些好奇。

“善恶呀，不一定的，人生满是变数，人性又怎么可能一定呢？大家齐富贵的时候，自然是善的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时候，大概就会恶了吧。更何况，一旦涉及战争，人性早已不重要……”想起南京的那场屠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“战争……”何为轻轻重复，在座的人皆默了声。

何为伸手打开烟盒，抽出一根烟来，深凹的眼看向我们三人，“你们看那百乐门前明星的画片，看那黄浦江畔唱曲的歌女，看那园子里跳梁的丑角，与战前一样地风情、一样地讨喜，这说明了什么？”何为划了一根火柴，直等得燃得快烧手才点着烟。

“老师，这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咯。”旁边一位年轻先生皱着眉头，满脸的痛心疾首。

“是钱啊，他们不笑怎么赚钱呐？人啊，都是世俗的，这才是本性吧，老师，看事情要看本质，对伐？”另一位先生也答。

何为看向我，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没有应。

何为也笑了笑，他笑得很客气，看着手表，对我们三人下了逐客令：“日后诸位若有什么文稿需要在下帮忙挑挑错字，写信来即可，时间有限，别的忙在下恐怕也帮不上什么了……”

他笑得很客气，但这话说得却实在算不上客气。

看来这三个学生，他是一个都不满意的。

出得国际饭店，我还有些惋惜，不为被拒绝，只是没机会在那金碧辉煌的饭店里多转转，有些可惜罢了。

天上几架飞机飞过，轰轰隆响得人心慌，路人却已不再俯身四窜，有些东西惧怕得久了，也就习惯了，飞机如此，生死亦是如此。

轰鸣声渐远，路人又各自行动，或东西或南北，好似谁也不曾慌过一般，就连隔壁面包房顶的鸽子也扇着翅膀重又落回那涂了红漆的屋顶。

我在那鸽子的召唤下进了那间叫作“红房子”的面包房，想给淡儿姐买点奶油哈头。

屋里摆了很多盆花，大大的椭圆形叶子，没有花朵，沿着玻璃窗排了十几盆，摆满了南侧的窗台；一个上了点年纪的绅士在演奏着风琴，他的帽子已有些老旧，泛着擦不净的灰色；咖啡的香气很浓，浓得我恍若回到了康桥，不知是咖啡的香气留住了我，还是被回忆绊住了脚，我坐了下来。

5

这面包房很有趣，学着洋人的习惯在每张桌旁都摆着几本书，可书的内容就不那么洋气了。从《西游记》到《绿植养护》，种类繁杂，新旧不一，似是旧书市场淘来的，当然也有些时下流行的新小说，手边恰巧就有何为的新作。

“这书好看吗？”我正翻着，突然有人问。

“也许好看，但算不得好书。”我平心而论，说完才反应过来，问话的人那一口字正腔圆的官话有些耳熟，正是何为。

“哦？说说看。”他蹙着眉坐了下来。

“啊……何先生，您看，对不住，我没听出来是您，这书我还没细看，就翻了翻，不该妄言，太失礼……”我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钟馨小姐直说的好。”何为的语气很坚决。

“先生的故事很动人，只是我不常看这种书，还体会不到太多的内涵。在我的喜好里，还是那些《三国志》一类的老古董更好，这两种书哪能用一个标准呢？纯粹个人喜好罢了，先生莫要在意，是我妄言了。”我尴尬地解释着。

何为却笑了，他的脸很瘦，一笑眼角就现出许多细纹来。

“钟馨小姐好会讲话，拿《三国志》来做比，台阶这样高，在下哪里是对手？哈哈哈！”他笑了起来。

“失礼了，何先生。”我准备起身离开。

“钟馨小姐此前为何对那问题不作答？”何为又挡住了我，这个人不知该说是直率还是无礼。

“啊，方才有一位先生是相熟识的人，不好驳了他的观点，日后工作上难免有接触，还是不要讨人嫌的好。”我坦白道，只望他早些让过。

“不知对于那问题，钟馨小姐原本是作何想的呢？”何为仍不肯让步，兀自抽出一颗烟来，又是等得火柴快烧到手才去点烟。

“唉……”我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，看向何为深凹的眼睛道，“因为惶恐才更需要欢乐。谁都知道战争就在眼前，可日子还要过下去。不是没炸飞自家的门吗？那就还要一日三餐好吃好睡地活着，百乐门的歌舞，歌女的小曲儿，丑角的逗乐，都是假象，一种能够掩盖惶恐的假象，不然怎么办呢？天天发着抖过活吗？

“日子，还不是怎么好过怎么过吗？您此前说人性，这也是人性啊，什么事能离得了人性呢？两匹马的友情没有人性，咱也说不着啊。”我加快了语速，趁着何为发怔的工夫出了面包房。

小说家都这么偏执吗？我有些不快，淡儿姐的奶油哈头也没能买上。

6

周末，恒英的信仍未到。

因着在路上，我只能把给他的信一股脑地邮寄到武汉去，待得他到了才能看见，我倒有些羡慕他，能一起收到许多信，好过这样一封封地守着盼着。

天刚刚下过小雨，空气少见地清新，那炮火的硫磺味也淡得若有似无。

我带着淡儿姐一起往报社送翻译好的稿子，她一路都很高兴，吃着奶油哈头唱着《小燕子》跟在一旁。

街角蹲了几个乞者，鞋袜裤脚尽是泥泞，任凭太阳晒着头顶，脑袋像口袋一样耷拉着，定定看着地上的破碗。胳膊瘦得能看见两根骨头中间的筋，人来，人往，也甚少抬头，只顾自地蹲在那儿，像一丛长在地里的野草。

“妈妈……”淡儿姐扯了扯我的裙摆。

“他们喜翻吃赖（奶）油哈头吗？”她怯生生地问，因着得过失语症，尽管已五岁，很多话还是说得不大清楚。

“你想送给他们吃吗？”我拉过淡儿姐的手。

“嗯。”淡儿姐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就去吧，他们会喜欢的。”我很高兴这孩子的善良。对于一个五岁的幼童来讲，把食物分给别人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，何况是难得吃上一回的东西。

淡儿姐捧着纸包跑了过去，没几步又折了回来，快速地打开包裹拿出两个奶油哈头塞进我手里，想了想又塞回去一个，才重又跑向对面。

“妈妈，他们说谢谢我，还说我是小铺下，我真厉害，是不是，妈妈？”淡儿姐露着一嘴小白牙笑道。

我被淡儿姐说的这个“小铺下”难了住，半天没想明白，只得开口问：“小铺下是什么啊？”

“妈妈笨呀，小铺下，就是小孩样的铺下嘛。”淡儿姐昂着小下巴教训着我。

“那铺下是什么啊？”我硬着头皮再问。

“就是铺下啊，坐在发发上那个，手还这样的辣个铺下。”淡儿姐双手合十放在胸前比划着，一条腿也抬起来往膝盖上横了横。

“哎呀，闺儿啊，那是菩萨……”我恍然，恨不能拍下大腿。

“就是铺下啊，妈妈笨笨，笨笨，要改，知道伐？”淡儿姐继续教训我，和恒英教训她时一模样。

“好好，改！”我哭笑不得地把手里那个留下来的奶油哈头递给她。

这一路她都很高兴，翻来覆去地唱着歌，有大人教的，有自己编的，跑跳个不停。

“哎，回来。”前面走过一队日本大兵，我慌忙拉住淡儿姐噤声，却还是惊动了他们。

一个日本兵走了过来，他似乎也没有什么恶意，伸过手要摸淡儿姐的小辫子，淡儿姐却哇一声哭了出来，拼命地躲。那人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，淡儿姐哭声愈发地大，引得路人都驻了足，终于惹怒了他，怒骂着伸手来扯淡儿姐的胳膊。

我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，大喊着一把推开了那个大兵。

不知是我的声音太尖利还是我的动作太突然，那大兵真的松开手站了住，可不等缓气，他的长枪已抵在了我眼前，黑洞洞的枪口散发着焦烧的硫磺味。

我本该被慑住的，偏偏耳中全是淡儿姐的哭声，再被这枪一指，怒气比恐惧还多了几分，竟对着他大骂起来：“你个混蛋给我让开！你们这些杀人的恶贼……”骂了两句想起了他听不懂国语，我又改换了英文。

说也奇怪，国语骂人的话我张不开嘴，可那英语里的俚语我用起来可是顺口。越说越气，越气越骂，直骂得其他大兵过来，我才住了口。

光顾着骂，也不知什么时候那抵着我的枪已放了下去，那大兵正满面怒气地和其他人说着什么。

我不懂日文，正暗自看着表情猜测的时候，就听一旁有人说话，虽也是日本话却和这些日本兵的口音不大相同。

转头瞧见来人，竟是何为。

此时能有国人站在身边就好比多了位战友，便是生人也足以让人心底涌起力量，更何况还是认识的人，心底不免松了口气，这才发现我的手不知抖了多久，已隐隐有些酸疼。

那群日本兵终扛着枪走了，何为走过来想说些什么，我的眼泪却一股脑地涌了出来，竟哭得比淡儿姐还要凶。

“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……”我哭喊着，那股子撑着自己的怒气消了，压在心底的恐惧便开了闸，嗓门比方才骂人时还要响上几分。

淡儿姐被我这一哭也带得嚎啕，我们娘儿俩就这么在街边哭着抱成团。

直等得两个人都有些上不来气才缓下来，却瞧见何为在离我们三五步远的地方正冲围观的行人连连摆着手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别误会，和我没关系，和我没关系……”

我忍不住抽泣也忍不住笑，“何……何老师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多亏您了……”

“麻烦？是挺麻烦，差点被人当成流氓……”何为苦笑。

“您刚才和他们说什么了，他们这么就走了？”我抹着眼泪问。

“他们走是你那英文的功劳，不是我的。”何为挠了挠头笑了起来，“我说你是大英帝国斯通大使的四姨太，最受宠爱，惹不得的……”何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，我除了翻个白眼赠予他，也实在不知该如何表达感谢了。

何为陪着我们同去了报社，一路上聊起当代文学，颇有见地，谈起时下很受追捧的那几位作家的优缺点，也是一针见血，他这样直爽的性格，接触多了，会觉得有些可爱。

“何老师，您既然这么推崇世情小说，为何新近几本写的都是爱情故事？”我问。

“赚钱！”何为说出这两个字时，笑得俏皮，眼角的细纹聚在一起，向阳花一样。

7

恒英的信终于到了，他们已抵达武汉，昆明那边再一次下邀，希望他能同去任教，他只道仍在思虑，却未告知决定如何。去信询问再回信又要月余，索性也就不问了，匆匆寄了回信。

想来待得他从武汉回程前才能收到，而我收到回信时，他大概已快到家了吧。

夜色翻滚着压上窗棂时，突然觉得心慌，为着白天的惊吓，也为着一个人的床畔。粗略算算，这几年我与恒英聚少离多，日子越发琐碎，常常有着孤军奋战的无力感……

接下来的几日，一直在赶文娱版的稿子。原本以为写小说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可真提起笔才发现只写个开头是容易，一路写到结尾却难得很。脑子和稿子一同卡在那里不肯挪动一步，主编又几次三番地催，我只得再一次踏进国际饭店的大玻璃门。

见到何为时，还以为走错了房间，这一次他没有衬衣西裤的打扮，也没有自若的闲谈，而是顶着一头乱发，寸余长的头发齐刷刷地偏向一侧，像刚经了大风天的野草。套在身上的衣服不知滚了几天，褶皱不堪，前襟上还有一大片咖啡渍，他的脸色也不大好看，枯黄疲惫，只双眼闪着莫名的光芒。

“对，对！就是这样！就是这样！”看见我进来，他突然冲过来按着我的肩膀兴奋地喊。

“何老师，您……您说什么？什么这样？”我被他吓得不知所措。

他没理我，径自又跑去桌前写了起来。

如此一来，我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想开口提醒，又怕打乱他的思路。

眼看半个钟头过去，他终于丢下笔起身伸了个懒腰，我挺直腰板露出微笑刚想说话的时候，他却拿起电话打给餐厅叫了份咖啡，继而又坐了下去……

“何老师，您今天忙，我先告辞了。”我当真不想再等。

“啊？钟馨小姐？……天啊，失礼失礼，请坐……”他满脸惊讶地看了我半天，才恍然大悟一般走过来。原来他已忘记我还在这儿，又或许，他根本就没看见我。

为了表达歉意，何为一再表示要请我吃午饭，而我在这儿等了快一个小时，话都没说上，更甭说请教写作了，更何况老早就听闻国际饭店的西厨很是地道，索性也就嘴馋地应了。

“作家写起东西来都这么神经病似的吗？”我暗自想着，跟在侍者身后先行去餐厅小坐。

然后，我在这金碧辉煌的餐厅里坐了一个钟头……

何为终于进来时，我已饮到第三杯咖啡。

“你猜，我的女主角最后怎样了？”他很兴奋，两眼通红。

“死了！”我没好气地随口胡说。

“猜对了！死了！”他拊掌大笑，一脸满足。

“死了有这么高兴？”我不知该气还是该笑。

“她就该死，活到那种时候，她就该死了，我不想让她死也不行，是她自己要死的，谁也拦不住，我也不行！哈哈哈！”他开心地说着，一口喝干了杯里的水。

“你在写什么故事？女主角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我忍不住对他在写的新书感到好奇。

“卖个关子，出书送你如何？”他仍在笑，眼角的细纹又聚成了向阳花。

“故事是你写的，你也不能阻止女主角死吗？”我倒不甚在意他卖关子，只是好奇他的话。

“她有她的人生啊，谁能左右得了呢？作者？作者算个球！别以为你塑造了这个人物就能假装上帝，不行的，所有人的人生都是自己活出来的，书里的人也是……”他抽出一颗烟，静静地瞧着火柴燃。

看他顶着一头乱发说出这种话来，想起此前那一本正经的模样，我竟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他陡然红了脸，面露羞涩。

“火儿快灭了。”我看着他点烟，突然觉得那余下一截黑的火柴和他苍白的手指搭在一起竟那么好看。

“我就是为了看这火儿，才抽的烟。”他放下燃尽的火柴，又补了一句，“瞧，多好看！比生命还绚烂短暂。”他又划了一根火柴，举到我面前。

“有点好笑是吗？”他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不会，只是很特别，喜欢一样东西有什么值得笑的呢？何况真的很好看。”我看着他手里的火柴熄灭，轻声赞同道。

他的手滞了滞，抽出另一根火柴燃出一小团火云。

我们就这样看着一根又一根火柴点燃再熄灭，橙黄色的火光跳动着，一小团，很热，也很快熄灭。一个又一个火团后面是他凹陷的双眼，里面闪着光亮，不知他看见了什么……

8

天已入了八月，日军进攻庐山，武汉也不再安稳。

我的心又悬吊起来。我写了许多的信，三几天就是一封，却无处可寄，一封封摆放在床头的妆奁里，信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厚，我的思虑也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厚。

东北老家的亲人相继去世，恒英和淡儿姐是我唯一的家人。经过南京一役，我再听不得任何坏消息，只消想上一想，就会觉得喘不上气来，压得久了，当真病倒了……

“妈妈，外面阳阳好，妈妈嘛时候出去玩？”淡儿姐攀着窗台向外看，她整日陪我待在医院里，几天都没出去跑过了。

“快了，等这花开出六朵的时候，妈妈病好了，就带你去玩。”我看着窗台上那盆茉莉花，半眯着眼睛道。

“你这算是在骗孩子吗？”有人掀开帘子进了来，字正腔圆的语调，高瘦的身材，是何为。

“我从不骗人，这花正开着三朵，有四个花苞，那枝子上又出了两处嫩芽，花谢了花苞开，约再有三天也就差不多了，那两处嫩芽绽放开来还要晚两天，六朵花开的时候，估计再有五六天也就是了，到时候我定是好了的。本也不是什么大病……”我扭头看向他，他今天又穿了那件天蓝色的衬衣。

“你这口齿好伶俐……实在不像病人。”他被我说得一愣，“你这样头脑清晰的女人，可是稀有得很啊。”他又接了一句，摇头笑了起来。

“让你说得好像女人脑子清晰是错似的。”我指了指隔壁的空床请他坐下，他却坐在了我的床边。

“病得重吗？你看起来……不……不那么好看了……”他歪着头，如实说。

“哪有病人好看的？也不重，躺着没事，起来就头晕，是怪病，也是懒病。”我笑，他一个作家，连敷衍的词都懒得想，可见我一定是很狼狈了。

这病来得急，倒也没别的症状，只反反复复地烧，烧得浑身酸疼糊里糊涂，哪里还顾得上洗头洗脸。

何为说是看了我的文章，往报社去寻我，这才得了消息。也幸得他来，能有人陪淡儿姐玩，我也得空睡上一大觉。

两个人在窗户下面疯跑了一下午，房东来接淡儿姐回家的时候，淡儿姐的脸脏得小花猫一样，何为为此被房东好说了一顿。

“看来哄娃娃也不是太难。”何为向我邀功道。

“也不易。”我摇头，他是没遇见小孩子不讲理呢，那可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。

“婚姻好吗？”他问得突然。

“好。”虽不知他为何发问，我还是如实点头。

“爱情好吗？”他又问，凹陷的眼眯了眯。

“好啊。”我再点头。

“爱情的结局一定会是婚姻吗？”他睁开眼看向我。

“不一定啊。”这一次我摇头。

“像人性的善恶一样？”他的话题总是突然转变，让人需得怔愣一下才能反应过来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问我的问题。

“是啊，这世间哪有什么事是一定的呢？”我应。

“一个人能同时爱上两个人吗？”他的脸有些红。

“能吧。”我想了很久，还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，“爱情就像一棵树，爱上一个人，心底就会长出一棵树，爱上另一个人，便会长出另外一棵树，它们是不同的树，各自生根，各自发芽，各自成长，各自开花……”我看着他，恍惚间好像又看见了他眼角的向阳花。

我的话说完，他便告辞了，他可能又陷进了新的作品里，我如此猜想着睡了过去。

茉莉花开满六朵的那天早上，他又来了，满面憔悴，两眼充血。

“新书折磨你了？”我忍不住笑，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和他说话不再那么客气了。

“不，是女人。”他挠头。

“你的爱人？”我惊诧，惊诧于他的回答，也惊诧于自己的惊诧。

“我希望她是我的爱人。”他看着那盆茉莉花，眼底闪出光来。

“哦？她为什么不是？”我也看向那盆茉莉花，这是一盆单瓣茉莉，很香，很香。

“她……”他把目光从茉莉花转到了我身上，眼底的光迸发出来，看得人眼前一晕。

“……有丈夫。”他一字一顿地回答。

我叹了口气，世间的爱情比不来，更可怕的是来得太晚，晚到你要生生瞧着它在眼前错过。

“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我不知该如何劝他，只得寻了别的话。

“什么样的人？一个会讲话，有脾气，看东西很透彻的人，哭起来很大声，笑起来却很温婉的人，还是个有脑子的女人……”他讲话的时候嘴角挂着笑。

“你一定很喜欢她，她真该看看你形容她时的样子，她一定会觉得幸福的……”我掩嘴揶揄，心底有着一丝感叹。

他拿出一颗烟，拿烟的手微微有些发抖，细长的手指捏着火柴，又是直等得快燃尽才点烟。

他歪了歪头，莫名认真起来，眼底的光也晕出虹样的色彩，那光，大概叫作深情。

他说：“她在看，但我不知她是不是觉得幸福，不过我想我忘了说，她的眼在火光的映衬下，很亮，很美，很丰富……”

我不再说话。

他也不再说话，直等得房东带着淡儿姐来接我出院，他才道别，除了“再会”，我们谁也没再多说什么。

9

恒英回来了，他终于回来了。

我捏着他的手，不想说话，他却有很多话，沿途的炮火和虫鸣，学生们不灭的斗志和歌声。他说得神采飞扬，恨不能将这一路的见闻尽数描给我听，我的手在他的掌心里，逐渐暖热。

黄昏的日光总是柔和，红色的阳光斜斜打进窗来，又一点点被夜挤压着退去。

我给淡儿姐讲着画报，恒英伏在床头看着我写给他的那些信笺，不时偷瞧过来傻笑一阵。也不知看到了哪里，我的脑子里不时蹦出何为笑起时眼角的细纹，向阳花一样……

夜总是无声无息地来临，又无声无息地去，我瞪着眼睛，思忖着是否该把近日的事说给恒英听，又该如何说呢？而对何为，我究竟是怎样的情感？我又说得清楚吗？我送走了这个无声无息的夜，思路依然没有理清。

叫卖早点的小贩第一声喊的时候，恒英翻了个身。

“你怎么不一起去昆明？”我推了推他。

他又翻了个身，把头埋在我发间没有应声。

“教书育人不是你的理想吗？”我再问。

他侧躺过来，手指绕着我的头发，还是没有应我。

“还有你的学术理想呢？你的文稿怎么办？”我继续问。

这一次他回答了，声音很轻，很轻，轻如淡儿姐的呼吸声。

他说：“都不及你们重要。”

屋外一阵喜鹊叫，日出的白光投射在窗帘上，已是新的一天。

“再睡会儿吧。”他又说。

“睡吧。”我应。

这一夜，我想了许多，这会儿才陡然清明。

很多话，其实本不必说，很多人，也可不必忘。

一生那样长，难免遇见岔路，然岔路未见都是荆棘，许还有鲜花和珍宝，但岔路终归是岔路，不能到头的……